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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仅仅作为女性电影的《时时刻刻》,从《

发布时间:2019-10-04 23:47编辑:每日更新浏览(191)

    电影《时时刻刻》无论从电影语言、影片人物、还是电影元素设定上都具有强烈的女权主义的特征,通过对于三位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发每一个人对于自我生命困境的思考。

    作为向弗吉尼亚•伍尔夫致敬的电影《时时刻刻》,除了以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作为前置文本之外,在叙事方法上摒弃了传统电影语言的线性叙事方式,采用了这位现代主义开山的女作家极力提倡的现代主义叙事手法——意识流。它将叙述的时间集中在了一天之内,却大胆的跨越了时空,将三个时代的女人的一天通过巧妙的剪辑联系起来,纵向是对女性生存空间问题的探讨,横向则是对人生存问题的探究。究竟女性应该怎么做,究竟是生存还是死亡,这部浓缩时间但扩张时代的电影,或许在尝试给我们一些答案。
    一、 作为女性主义电影的《时时刻刻》
    女性主义似乎是给《时时刻刻》打上的标签。这很容易理解,在时时刻刻里有核心女主角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本片三个女主角的角色中,只有伍尔夫是一个历史上真正存在的女人,她可能在这三个女性中意为着更多。作为迈克尔•坎宁安的原著《时时刻刻》,是一部向伍尔夫致敬的小说,它以《达洛卫夫人》作为前置文本,将故事情节放在《达洛卫夫人》的叙述中。那么以《达洛卫夫人》这本连接这三个时代的线索,伍尔夫是一个小说创作者。劳拉•布朗是一个阅读者——至少表面上来看是这样的,至于克拉丽莎•沃恩,她像达洛卫夫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将她当做达洛卫夫人的扮演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出于自觉的扮演,然而他的好友理查德也觉得她很像达洛卫夫人,并且她与达洛卫夫人同名,都叫克拉丽莎,那么,可以视作是一个扮演者。在这层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伍尔夫所在的不同地位,一个创作者,一个故事的制造者。她是举足轻重的。尽管在她的年代,女性主义者还是一个贬义词,女性主义运动尚处在早期自由主义阶段,但她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前驱式人物,似乎仅凭这一点就能把这部以她占主导,向她致敬的电影作为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了。
    其次作为选材来说,电影选取的三个女主角,1923年的伍尔夫,1951年的劳拉•布朗,2001年的克拉丽莎•沃恩。从纵向的联系来看,这很容易让人理解成这是三个时代的女性缩影,并且它们是呈前进式与发展式的,当然,这一点是肯定的,电影中显然有意识让女性处境这一点呈现进步的发展,宣告女性的独立。伍尔夫的年代中,女性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还是社会认同角度,都从属于第二性的位置,遑论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了。女性都认为女性是第二性,男性作为既得利益者抱有这样的想法我想是无可厚非的。在第一个故事里,伍尔夫的女仆奈丽对伍尔夫表示了非常的不满,其中一个在于她并未履行当时人们认为的一个女主人应该做的事情。写作当然不应该是妇女完成的正业,决定中饭要吃什么才是应该做的事情。而在战后的布朗家,布朗先生觉得自己拥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因为他在外面工作,劳拉在家里把持家务。这是标准又幸福的状态,对于布朗先生而言。只是劳拉并不这么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她觉得这样庸常的生活并不适合她,每天烧烧水做做饭的,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而且她做不好这种事情。她的生活不是独立的,她离不开她的丈夫,甚至离不开她的儿子,没有她儿子理查德的帮助,她连一个蛋糕都做不好。她在爱的名义下被束缚地没有了自我。在这个阶段,女性是附属品,但和前一个阶段不同的是,她们已经有了独立自觉的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在面临这一切的时候,劳拉要摆脱这种生活,她甚至愿意去选择自杀。虽然并没有成功自杀,她最后还是出走了,背负着抛夫弃子的名义也要出走。这里有本关键的被劳拉拿来一直阅读的书,《达洛卫夫人》。这本书告诉她不要去做一个庸常的人。劳拉出走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和娜拉出走的意义相类似。伍尔夫说,她爱伦纳德。可是在伦纳德和死亡之间,她选择死。劳拉原来也这样选择的。其实后来她的选择也没多大变化。在家庭和出走之间,她选择了出走。她未必不爱家庭,印证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第三个故事里面,显然当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女性的独立自主能力也得到了保障。克拉丽莎•沃恩堪称新时代独立女性。她经济独立,生活自主。她的女儿与劳拉不一样,是自主选择的结果。她想要女儿,就去生一个女儿,而不是为了家庭委曲求全。她有一个同性恋人,有自己的社交圈,这一切都是伍尔夫时代和劳拉时代所不可企及的。这是一种进步,体现了女性地位在一个线性的、纵向的时间轴上的不断提升。这毫无以为是一部表现女性的电影,同时由于它涉及到的关注面,女性的从属地位、名称、自由、权利等等,这部电影表现的女性主义应该是很显然的。
    二、 不仅仅作为女性电影的《时时刻刻》
    由于《时时刻刻》在女性主义方面的一些表现,也同样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女性主义这个词应该算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所以当女性主义的标签贴到《时时刻刻》身上的时候,似乎已经概括了这部电影的大部分意义。然而女性主义确是本片的一个闪光点,但不应该让这个闪光点代表《时时刻刻》的全部光芒。女性也是人,这部电影在探讨女性出路的同时,也触及到了人的出路。更何况它并不仅仅探讨了女性的出路。
    首先这三个故事里分别是主角都是女性,因为这一点作为理由来表示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女性主义电影是不合适的,甚至可以说,如果真的这么当做的话,那么似乎在暗示将女性排斥出人的类别。她们也都是人,仅以第一个故事为例,将伍尔夫作为主角去表现整个时代的女性,这是不具有可类比性的。我更愿意去称呼她作为现代主义的先驱,我更愿意理解成为这个故事在表现人的何去何从。
    伍尔夫是当时伦敦文化圈的焦点,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核心。她在整个聚会中是个主导型的人物。毛尖曾描述伍尔夫在布鲁姆斯伯里的位置时这样写:“她定义了这个圈子,无限的才华,无限的傲慢,无限的挑战。她像上帝那样说话,但和圣经无关。”有一个轶事可以作为参照来了解一下伍尔夫此人:伍尔夫的好友维塔的儿子奈吉尔回忆道,有一次伍尔夫和他们几个小孩一起玩,丢面包给湖面上的鸭子吃,让他们描述面包掉到水里的声音。有的孩子说是“啵”的一下,有的孩子说是“啪”的一记……但伍尔夫否定了,她说:“是UMPH一声。”孩子抗议说,没有这个词啊。伍尔夫轻描淡写地说:“从现在开始,就有这个词了。”
    伍尔夫可以说是一个精神性的权威。虽然在局里面表现出来的更是与社会格格不入,或者说是与社会上的庸常,以女仆奈丽为代表的一批人的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甚至到了害怕的境地。在伍尔夫的经历中,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是很适合描述她与别人的关系的,特别是女仆这样的人,简直就是十八层地狱。所以她才需要文尼莎,文尼莎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处于一个母亲一样的位置。伍尔夫需要她,但是这种需要仅凭同性之间的一个吻就被定义为同性恋,恐怕太牵强了。不能硬把电影往女性主义上靠而牵强附会,也不能把女性主义的独立定义为不需要男性的同性恋。但是无论在社会生活中,伍尔夫显得多么格格不入,在写作等精神领域的探讨,她一直是被人敬佩的水平。即使是电影中表现出来管头管脚的伦纳德,一听到弗吉尼亚说她想到小说的开头了,也只是说:“work。”因为在精神方面,她是权威。这也有了伦纳德的无限包容,对一个天才的无限包容。
    伍尔夫是不可被束缚的,她的痛苦不仅仅在于她反复无常的精神崩溃,还在于她的才能没有一个合适的渠道去发挥,甚至她连一些基础的权利都不能拥有,这仅仅是因为她的女性。一个巨人,穿着大号的衣服仍然嫌小,更遑论拿一件小号的衣服硬要她挤在里面了。她属于更广阔的天空,把她锁在爱里面,不如让她去死。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人如何自居的问题。伍尔夫不是偏激到非要拿同性恋去证明女性能够不需要男性而达到一个独立自主地位的人,她的女性主义是温和的,她一直在寻求一种男女共处的方式,她引用过柯勒律治的话:“伟大的脑子是雌雄同体的。 ”她反对不折不扣的女性和不折不扣的男性,认为这是“毁灭性的”。而她主张的“正常而舒适的存在状态,就是这二者共同而和谐的生活、在精神上进行合作之时。 ”她主张和谐,而伦纳德的控制究竟是不是造成她死亡的最直接和最主要原因,或者说伦纳德对她的“控制”是否能当做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使得女性没有自由权利而备受束缚,这一点是存疑的。首先电影中也交代了,伍尔夫的精神不稳定。事实上,由于童年创伤和她敏感的神经,她常常面临精神崩溃,与其说伦纳德的照顾是男人对女人的控制,不如说是一个健康人对一个精神性疾病患者的照顾与控制。虽然伍尔夫的时代女性的不平等地位问题显然更加严重,但由于伍尔夫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她不代表庸常,不具有劳拉•布朗这样战后女性的普遍代表意义,所以伍尔夫的死,这个笼罩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中的自杀情节,我更倾向于是一个人该如何生存自处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女性由于受到不公正待遇问题而选择自杀的问题。顺便说,虽然伍尔夫是一个女性作家,但是女性主义的标签贴给她显然是一种带有歧视性的标签,就跟在犹太人的胳膊上标上印记作为区分是一样的。她是与艾略特,与乔伊斯一样的现代主义作家。相对于女性问题,她更关注生存的问题,人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可以作为证据的是同样可以拿来作为束缚与被束缚表现的理查德。他这一生受两个女人的爱与束缚,他的母亲劳拉•布朗夫人。她的叛逃式出走给了他梦靥。而克拉丽莎给他的爱,他是这样说的:“我一直是为了你而活,但是现在你要让我走。”他的房间电梯设计也像一个囚笼,没有阳光,他也不是一个自由的人,还生着病。在人们把这部电影一定贴上完完全全的女性主义标签的事情,他似乎被人们选择性忽视了。但,倘若他可以叫克拉丽莎•沃恩为达洛卫夫人,在第三个作为扮演者的故事里,他未必不是那个史蒂芬•赛普蒂默斯。在《达洛卫夫人》这部书里面,赛普蒂默斯的结局很“巧合”的也是跳下窗子自杀了。按照伍尔夫在日记里的透露,自尽的本该是克拉丽莎,以后,作者改变初衷,增加了那年轻的“疯子”,为了让他体现“狂人的真谛”,而克拉丽莎成为“正常的真理”的化身。 她在这部小说里使用了“分身”这样的表现方式,让主角化身为两个人。理查德在《时时刻刻》里的两个故事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时时刻刻》里,理查德和克拉丽莎•沃恩,理查德和劳拉•布朗也可以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他们相互束缚,但彼此都追求自由,可是由于牵制,彼此都不得自由。有人说克拉丽莎•沃恩因为要照顾理查德而不得自由,因为爱而不得自由,理查德曾经问过克拉丽莎:“那你这些年究竟做了什么?”为了照顾生病且精神不稳定的理查德,克拉丽莎可以说是耗尽了这些年的精力和时间,这是女性不自由的表现。但是在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置换,如果把克拉丽莎的性别置换为男性,照顾理查德而没有做多少自己的事情,是否可以成立。通过置换过后,并不涉及一个性别地位的高下之分。换句话说,难道理查德作为一个男性被身为女性的克拉丽莎照顾,是体现了男性的地位比女性低吗?显然不是。对于这部电影里举足轻重的理查德•布朗,他照理说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哪怕硬要把这部电影往女性主义上靠而忽视它对于生存问题的探究。我甚至可以说克拉丽莎•沃恩和理查德•布朗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女性伦纳德•伍尔夫和男性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关系。那么这就不是一个事关性别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影片通过伍尔夫之死探讨人如何实现终极自由而不被束缚的问题,同样理查德之死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劳拉的出走也和这个问题有关,克拉丽莎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为什么还是不自由,这也不仅仅是个性别问题了,而是个生存问题。这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电影《时时刻刻》改编自同名小说,以穿插交错的方式讲述了三个不同时空的女人一天的故事,而她们的联系在于一个名字——达洛卫夫人。那一天,生活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伍尔夫在写作小说《达洛卫夫人》,精神游走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生活于20世纪中美国的劳拉•布朗在阅读《达洛卫夫人》,对自己日复一日的主妇生活产生了疑问和厌倦;生活于20世纪90年代纽约的克拉丽萨•沃甘在准备晚宴,过着如“达洛卫夫人”一般的一天。影片表现了这三个女主角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以及对“自由”的疑问,导演试图通过女主角对待身边的人和事的态度和方式去发掘答案之所在,是一部极优秀的探讨女性存在的电影。

    从《达洛卫夫人》里可以读出的内涵太多,可以读出意识流,可以读出时代变迁、城市变化,可以读出女权主义,可以读出酷儿运动。而我从《达洛卫夫人》里读出的是包括克拉丽莎,也就是达洛卫夫人在内的所有人时时刻刻的自我。

    一、女权主义运动与三位女性的关联

    逃得了女性的庸常,逃不了人性的媚俗。看,女性进化到克拉丽莎的阶段,应该算是已经实现,至少是在影片的意义上实现了一个人的权利,但还是不能逃出被束缚的本质。要摒弃束缚到达最终自由的道路在哪里,还是没有人给出确定的答案。要么出走,要么死。这是影片中人的两个选择,可是似乎都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生存问题是一个永远没有定论的问题。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在探讨女性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的问题,也显得不单调,更深入,百看不厌。因为可能会有一天男女实现了完全平等,但是却始终无法解决终极自由的问题。人到底何去何从?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我们现在能够做的,也就是影片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去直面人生。

                          作者、现实和小说
    电影以三个不同视角并行的方式进行对女性存在这个命题的探讨:作者、现实中人、小说中人。这样不但使命题立体起来——伍尔夫作为《达洛卫夫人》的作者,她是如何塑造达洛卫夫人以发出对女性存在的追问的;劳拉•布朗作为最普通的女性的代表,她是如何受一本女性醒觉的小说的影响的;克拉丽萨•沃甘作为小说人物的现实版,她是如何面对伍尔夫的提问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讲述故事的方式可以很明显地透露一个信息:那么多年以来,无论女性如何勇敢地去追求“自由”都始终无法走出同一个矛盾——情感困境。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灵魂,有着自我意识,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这也是意识流得以存在的基础。不可否认,自我意识很难通过交流传递给另一个人,即使有爱与友谊相伴,在自我意识中,我们依然是孤独的存在。为了不显得与众不同,为了更好地融入人群,为了实现某些自己的目的,我们甚至会被迫或是主动地压抑住自己的自我。就像彼得•沃尔什所想的那样,我们都孤独得像是海底之鱼没有方向的前行:“这就是我们的灵魂,自我意识,仿佛海底之鱼,在莫可名状的生物中间游弋,在树干一般硕大的海藻之间蠕动,在阳光闪烁的空间飘忽,尔后向下、向下,沉入阴暗的深处,冷漠,深邃,不可思议。”[1]

    《时时刻刻》中刻画了20世纪初期、中期以及21世纪初期的三位女性,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展现。

                          觉醒、离开和承受
    伍尔夫自然是觉醒着的,既然她写作了《达洛卫夫人》。她是自由的,但仅限于精神。用存在主义的眼光去看,这样的生命是虚无,这一点也许伍尔夫自己也感觉到了,所以她选择了最终极的逃离。死亡成全了她的自由与存在。
    “无论如何,必须一天又一天地过下去: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周末;总在早晨醒来;眺望天空,在公园漫步;同休•布雷德相遇,而后理查德忽然回家,捧着那些玫瑰花;这就够了。之后呢……”(《达洛卫夫人》)不知劳拉是否在阅读《达洛卫夫人》的这一段时开始觉醒的,因为与她“幸福”的婚姻生活太像了。“之后呢,死亡,多么不可思议呵!”(《达洛卫夫人》)她要这样直到死去吗?日复一日的生活然后死去,那与立刻死去有何区别呢?她决定自杀。但是后来又改变注意了:她选择离开家庭。她自由了,并且实现了她自身的存在。但她所要承受的是如此之沉重,尤其是在她作为一个母亲却抛弃了孩子这一点上,她一辈子背负着愧疚。虽然,她不后悔。
    克拉丽萨,她就是达洛卫夫人,她当然是自由的——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看上去她似乎不必逃离,但却在承受着什么。克拉丽萨的内心恰恰表现了女性主义经历着的某种幻灭:“解放”似乎并没有带来幸福,而是带来了焦虑与不确定。

    本书的主人公达洛卫夫人的自我在她的几十年的生命中是逐渐被消磨克制的,她经常会觉得“如今她是达洛卫夫人,甚至不再是克拉丽莎,而是理查德•达洛卫夫人“[2],她的生活时时刻刻都围绕着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进行着自己的生命历程,她举办晚宴、操持家务,都只是为了扮演一个好妻子的形象,而不是为了她自己,达洛卫夫人深知这一切:“她心里又泛起烦恼,因为做一件事非得为他人是愚蠢的。她宁愿像理查德那样,纯粹为自己办事”[3],但是她无能为力,她只能清醒地陷入其中。

    第一个女主角:伍尔芙是1923年伦敦的女作家,她处于20世纪初期女权运动的第一次高峰,女性们争取和男性同样的政治权力,例如选举权、受教育权等,但大多数女性的意识尚未真正觉醒,女性仍然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而现实中作为女性主义先驱者的伍尔夫,她在著作《一间自己的房子》中提到“女性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但在电影里伍尔夫,每天被丈夫监督吃饭、吃药、和不能离开家太久,时时刻刻担心其出现自我伤害的行为,遭受着身体、空间的禁锢,尽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时,她还遭受着精神痛苦。

                          自由、情感和死亡
    伍尔夫要怎样的自由呢?“你有病史!”她丈夫朝她喊道。一直以来由女性扮演的“自我牺牲”角色在伍尔夫的婚姻生活里却由她丈夫扮演了,她是有愧的,但又感到被束缚,她想索要自由但还能索要怎样的自由呢?所以,除了死亡她别无选择。在小说里,她让一个当过兵的青年代替达洛卫夫人去死,现实中,她走不出矛盾只能自己去死。
    受伍尔夫影响的劳拉曾试图自杀,但没有死,而且得到了自由,但是当她爱过的人——丈夫、孩子一一死去之后她说:“用你的情感想想值不值得,你活下来了,而他们没有。”显然,她的内心痛苦而沉重。或者她还重新思考过用“幸福”换取“自由”这件事。在这里,自由看上去并非一个美好的东西,情感依然束缚这内心。只不过,她始终不后悔(当然,这一点正是她的意义所在)。
    而自由的克拉丽萨,她的情感牢笼是身患绝症的理查德,这个连理查德都察觉得到,虽然克拉丽萨从不这样认为(或者是自欺欺人)。然而,理查德其实扮演着“为他的自我”(self-for-other)的角色,一个一直以来由女性扮演的角色。这一点从那天早晨理查德对克拉丽萨说的话中可以看出——“如果我死了,你会生气吗?”“我活着只是为了你满意”。最后理查德自杀也并非仅仅为了自己。偏偏却是这样一个理查德成为了克拉丽萨的情感牢笼。现实中,“达洛卫夫人”遇到和伍尔夫一样的矛盾:脱离了“他者”这个角色,却陷入了情感牢笼。
    “有人必须去死。”电影中的伍尔夫在构思《达洛卫夫人》时说道。死亡成了女性“自由”的矛盾之象征。

    克拉丽莎对自我的压抑从她在彼得和理查德之间选择了理查德就开始了,相比较沉稳但不善表达的理查德来说,克拉丽莎更加喜欢懂得浪漫的彼得,他们甚至“不必交谈就能息息相通”,不管是在三十年前亦或是现在。这在克拉丽莎总是容易陷入对过去与彼得在一起的回忆中,在见到彼得后提醒他曾经想要嫁给他,在听说彼得在恋爱后泛起嫉妒之心中都可以体现出来。更可以从“倒是他的话能叫她记住,还有他的眼睛、他的小刀、他的微笑,以及他的坏脾气;千万桩往事早已烟消云淡,而——说来也怪!——类似关于大白菜的话却会牢记心头。”[4]中窥见一斑。

    第二个女主角:劳拉是1951年的家庭主妇,在二战结束后,男性返回社会工作领域,大量女性重返家庭,回归传统角色。劳拉也是这么一位女性,她生活的使命变成确保孩子的安全。此时的劳拉处于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峰前后,尤其在1949年波伏娃《第二性》,研究女性的共同身心状况和生存处境,强调“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劳拉在阅读小说后,受到启发,在生下孩子后决定出走,走出家庭的牢笼,到加拿大做一名图书管理员,完成自己阅读的梦想和实现个人价值。第三个女主角:克拉丽莎是2001年的举办聚会的女同性恋者,在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已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女同性恋现象大量出现,1973年记者吉尔.约翰斯顿发表《女同性恋者的国度——女权主义的出路》,将同性恋看作反抗男性中心的新出路。

    如果说自由的意义在于为自己的行动负责,那么无论是伍尔夫还是劳拉,她们都做到了。但是,那又如何?不自由的幸福固然是一种虚假的幸福,但是当“自由”变成了“幸福”的对立面,或者一种“别无选择”,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自由”对于女性的意义、甚至“自由”在女性语境中的定义?而对于“达洛卫夫人” 克拉丽萨,就如伍尔夫没有给与达洛卫夫人一个将来那样,电影也没有告诉我们克拉丽萨将会如何。电影只告诉我们无论她们如何争取自由,她们的环境——身边的人和事——都会限制她们定义自己的努力。陷入情感困境使一切变得徒劳。怎么办?
    "to look life in the face, always to look life in the face, and to know it for what it is. At last, to know it, to love it for what it is, and then to put it away. always the years between us, always the years, always the love, always the hours."(《时时刻刻》)这算是答案吗?
    实际上,电影只留下了问题,没有提供答案。而且,在女性主义的范畴里,也许永远都找不到答案——因为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诞生并成长于一个男权社会,它承认自己的存在就等于承认了男权,然而,它的目的却是反对男权。想想,当它的目的达到了——即男权消失了——的时候,它自己也消失了。

    但是克拉丽莎是聪明的,她知道人都要受制于世俗力量的强大并屈服于世俗力量,所以她抛弃了彼得,选择了应该选择的理查德。在做了三十年的议员夫人,过了三十年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之后,她对世俗生活适应得非常好,但在对自由渴望的封闭中,她的自我意识也渐渐地变得模糊不清。她只能将真实的自我隐蔽起来,戴上面具生活。她曾经帮助很多人,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有很多错误、妒忌、虚荣和猜疑的部分。在对待仆人上,为了让仆人们喜欢她,她也尽量表现得感激,收起她的尖刻,“成为现在这样温柔、宽厚”。

    二、女性身体和男性形象的弱化

    (上学期的课程作业,现在看来有点牵强的说)

    她不断举行宴会,邀请上流社会的男女前来参加,她沉浸于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中,却变得越来越迷失自我,矫揉造作的热情招呼来宾,她招呼那些先生、太太们,只是因为这些家伙或许对理查德有用。她还不能拒绝掉由马香夫人带来的她不喜欢的客人。宴会过后,“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模样,只觉得好像是订在楼梯顶上的一根木桩”[5]云顶娱乐app下载,,每次宴会过后她都感觉“每个人一方面都是不真实的”[6]。尽管达洛卫夫人深知宴会背后的那一套,感觉到自己已经丧失了真实的自我,但她没有勇气改变这一切,而一直处于被世俗社会所支配的被动状态。

    《时时刻刻》中为了凸显三位女性的精神世界的自我困境,她们的内心挣扎,弱化了电影银幕上三位主角女性身体的特征和其中的男性形象。在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中强调过女性身体常常在电影里被当作是男性凝视的目光,从而引起男性的视觉快感。但在电影《时时刻刻》里导演故意回避了这一点。在电影中没有运用传统的展现女性性感形象的镜头,镜头大多数时候停留在女性的面部特写,即便是在主角说话或倾听时。在服装造型上多为宽大肥厚的衣服,拒绝塑造女性性感的形象。削弱了视觉快感对电影主角的影响,凸显主角们备受压抑的生活环境和寂寞的精神世界,从而引发她们的觉醒意识。

    彼得是了解克拉丽莎的,时隔三十年,他立刻感受到了克拉丽莎的世故,他批评她过分热衷于社交、地位和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是克拉丽莎真正自我的体现,他是克拉丽莎打心底里爱着的人,可能正是因为克拉丽莎在本质上有着跟跟彼得相似的特质,比如说他们在热恋时曾经痛过交谈获得精神上的默契,而三十年后彼得的厌恶宴会是不是也是克拉丽莎的渴望呢?同时,彼得也是克拉丽莎与真实自我决裂转而进入另一个世俗世界的象征。他保留着对克拉丽莎还不是达洛卫夫人时的回忆,那个时候克拉丽莎还保留着她天真的自我:“她从不怨天尤人,也没有贤妻良母那种令人反感的美德。她几乎什么都喜欢。倘若你和她在海德公园散步,她会醉心于一丛郁金香,一会儿对童车里的一个小孩发生兴趣,过一会儿又心血来潮,临时编造什么荒唐的戏剧场面。”[7]

    同时影片中男性形象的模糊,他们被放置在女性生活的背景中,变得无足轻重。伍尔夫的丈夫成为时刻监督伍尔夫的控制形象出现,即便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始终没有让伍尔夫在精神层面和其产生交流,两人是不可交流的,丈夫事实上也只是一个好丈夫的标准形象而已。同样在劳拉的家庭里,退役的军人丈夫虽然很爱劳拉,但无法和劳拉产生交流,无法体会劳拉的境遇,劳拉的儿子查理在幼年时更无法和母亲交流,只是担心自己失去母亲,而劳拉对于他而言仅仅是母亲的身份而已。克拉丽莎的家庭里更是缺少男性的角色,她喜欢过的男人查理还是男同性恋者。在这三个女性的生活里,她们都和男性有着不可交流,更是迷失在自我的困境中。

    达洛卫夫人跟自我的挣扎也可以从基尔曼小姐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来。克拉丽莎和基尔曼相互嫌弃,而这种嫌弃是基于她们彼此的相互嫉妒之上的。她们正好是女性的两种相反状态:达洛卫夫人所代表的阔太太,富有、无知、世俗和基尔曼小姐所代表的靠自我奋斗而赢得社会地位的妇女,贫穷、朴素、愤世嫉俗。她们彼此觉得对方可怜,其实是处于对对方身上所带有的自己没有而渴望拥有的东西的嫉妒,只是这种欲望不便被说明,只能通过鄙夷来显示自己对之的不屑。达洛卫夫人瞧不起基尔曼,嘲笑她寒碜、笨拙,因为达洛卫夫人羡慕基尔曼能够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生活,希望可以想她一样活成有独立精神的,能自己思考的女性,就试图找一些她身上所带有的缺陷来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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